2003年9月15日至17日，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客家海外联谊会、四川客家研究中心和三台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移民与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三台县隆重召开。来自重庆、福建、四川和香港地区的专家学者共130余人围绕会议主题“移民与客家文化”，分别就清代移民与客家源流及社会、四川移民与客家迁徙历程、四川各地移民与客家、移民与客家人物、移民与客家文化遗存，以及如何发掘利用四川省的移民与客家文化资源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探讨与交流。

一、清代移民与客家源流及社会 

与会学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客家人的历史是一部氏族群体迁徙史，从中原而江南，从闽粤赣而内地省区和海外。在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中，一部分客家人迁徙巴蜀，使四川人口迅速增加，开辟耕地，复兴农商，不仅使凋零的农业经济得以复苏、发展，而且移民还带来了农耕技术、语言习俗、移民文化。至乾嘉道年间，四川已远超明代，成为全国著名的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文化繁荣的农业大省。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交叠、沉淀和重新排列组合，客家文化在巴蜀文化园里争奇斗妍，奇花异放。

 四川大学李映发教授认为：明末清初战乱半个多世纪，四川是重灾区。清王朝为了恢复四川社会经济，大倡“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垦殖政策，鄂、湘、江、浙、闽、粤、赣、秦、晋、甘、黔、滇等移民于巴山蜀水间。由于大移民，四川社会的人口构成、生产关系、农耕技术均发生了较大变化，社会矛盾增多而复杂，社会生活与民间文化也因此丰富多彩。客家文化与巴蜀文化彼此融合，共同实现着四川新一轮大开发，缔造新一历史阶段的巴蜀文明。四川历史上这新一轮的大开发，留下了不少可资鉴今的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韩志远教授认为：由于客家人在晚清的活动，与广东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进程戚戚相关，因此不解决广东人的居地分布、人数及其状况这一问题，不仅无益于客家历史的研究，甚至可以说无法深入探讨近代中国历史。晚清是广东客家人发展的重要时期。从人数来说，客家已有大约800多万人，主要分布在广东的东部和中部地区，以嘉应州、惠州、潮州等地最为集中。从特性上看，宗族观念发展到更广泛的团体精神，客家人原来的低层次、宗族性的组织，已发展为目的明确的团体组织。而且这一时期的广东客家人与境外客属侨胞的联系更加密切。他们以国家的命运为纽带，为正义事业献身的热情空前高涨。在孙中山先生有意识地吸收和培育之下，广东客家人的反清斗争，日益走上更为明确的目的。大批广东客家人加入兴中会、同盟会的组织，在广东革命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说，客家的革命活动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四川省地方志编委会黄友良编审认为，对于清初从东南、西北向四川的移民潮，学界之论多侧重于迁徙政策、过程等，所用材料亦多以官方文书为主，憾在细部不足。而他提交的论文《关于清代四川客家人迁徙定居问题的分析》主要以民间私藏的清初移入四川的24姓客家族谱，辅以会馆及方言调查材料，分析清初移民过程中四川客家人的迁徙定居和生活特征。表现在：其一，东南各省客家人在迁入四川以后，多以四川为最终迁居地，而且在积累了相当资财后，多将家乡家庭举族迁来。在习俗方面逐渐与居住地互相渗透、互相同化，以致于族群特征逐渐淡化。其二，在客家民居风格上未见在东南地区的防卫性建筑格式。与各省籍移民和平共处。此与东南各省的客家历史迥异，应为四川客家历史一大独特之处。其三，四川客家人在经济生活中表现出明显的活跃性，经营观念新潮，标新立异，敢于冒险，亦农亦商，以农为基，以商致富。在居住地形成农、商优势地带，直接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的特色性发展。此与东南各省及海外客家族群的发展特征趋同。   

 西南民族大学李全中教授认为，清初，在“湖广填四川”背景下，一部分客家人迁徙巴蜀。无论来自何地，在何年月入川，客家人一踏上巴蜀大地便开始了寻觅落籍立业之地的新的历程。进入川东的客家人大致是从沿江集散地万县一带西行，或从重庆沿嘉陵汇北上，再达川北；进抵川南的客家人，一部分留驻当地，一部分沿沱江、岷江河谷北上，抵达川西。填川客家人辗转落籍的经历，是四川客家历史的组成部分，它与客家人又一徒居地四川客家文化现象的形成有着密切联系。四川客家文化的部分内容便是在客家人落籍迁徙过程中奠定的。如客家人聚族而居分布格局的形成以及与此有关的民俗和语言的地方特点，又如客家祠堂、祖屋与茔盘的置建，这些建筑物是客家人经过再三迁徙，最终落籍的标志，是客家人在最终迁徙落籍过程中创造和形成的客家文化存在的重要形式，当然也是今天研究客家文化的重要资源。 

    福建三明市客联会郑树钰、博物馆刘晓迎两位先生认为，由于移民，不论是由于战乱、饥荒，还是政府奖掖、戍边，先是中原汉人辗转南迁，自秦汉始，历时千年，最终在闽粤赣边孕育了客家这支优秀汉民族支系；也是移民，不论是逃荒、破产，还是经商、发展，求生存入蜀，历时三百余年，由大本营播迁出去的客家人至今在四川已繁衍至二百余万人。都是移民，二者性质不同，前者移民以不自发为主，而后者大多为自发的性质，但二者的本质相同，都为中原汉人的后裔，前者为客家先人，后者为客家人。所以，闽、蜀虽然远隔万里之遥，由于历史原因，却是血缘相通，骨肉相连，同源同本，而且福建客家人的入川对四川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此看来，四川客家人的根在中原，“源”在闽粤赣，主“源”则是广东。离开闽粤赣研究客家文化，容易产生“无本之木”的偏差。四川的客家人是客家整体的一部分，与国内乃至海外客家人均有不可分割的亲情联系，四川这部分客家的历史、语言、习俗以至政治、经济、文化均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二、四川移民与客家迁徙历程
   
    四川客家研究中心主任陈世松研究员认为，在清代国内人口的空间移动中，四川是中国最大的移民区。从清初开始的“湖广填四川”运动，无论从时间、规模、范围、影响看，它不仅在四川人口史上是一项空前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在中国移民史和清代历史上也属罕见。因此清代四川移民史的研究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可喜的是，近年来有许多学者关注这一领域，研究移民相关问题。陈世松先生的《四川移民家族个案研究》采取聚焦式的全新研究视角，把视野集中到这场运动的本质特征上，从移民家族入手来开展深入研究和剖析。在他看来，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家族活动是贯穿整个移民运动的一条主线。所以从移民家族入手来研究四川的移民问题，不仅有助于清史研究的深入，而且还能廓清移民运动中的许多疑团，为深入解剖四川地域社会的演变轨迹提供一把入门的钥匙。这是因为：
    第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族组织是社会的基础。社会通过血缘纽带、宗法及伦理关系，形成由若干大大小小的家庭—家族—宗族连接起来的社会集团，构成一个从家庭到宗族不断分化整合的过程和系统。
    第二，清代四川的移民运动，本身就是一个家庭—家族—宗族关系不断分化组合的完整过程和生动例证。
    第三，在清代按“丁口”纳税和“摊丁入亩”的赋税征收体制下，家庭是一个基本的纳税单位，家庭人口数据则是计征的重要依据。
   
    第四，从地域社会史的研究角度来看，正是移民家族形态分化整合的过程中，清代四川完成了由移民社会向土著社会的重大转变。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陈世松先生从众多移民家族中，选取一户来自福建龙岩的普通移民家庭，在清乾隆年间辗转迁川，定居潼川府（今绵阳市三台县）百年之后，繁衍成为当地一支人口庞大的家族——陈氏家族作为考察对象。选择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的移民家族作为个案研究对象，不仅有助于撩开移民社会的神秘面纱，而且对于研究清代四川由移民社会向土著社会的转变，也是具有典型意义的。陈世松先生的《四川移民家族个案研究》高屋建瓴，不仅拓展了区域性移民史研究的观照视野，也在研究方法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与会专家还就客家移民迁川的路线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四川隆昌第二中学曾一书先生认为，客家移民迁川的路线有三条，一条是从粤东经湖南的汝城、桂东、茶陵，浏阳、平江再抵长江；第二条从粤东经湖南的宜章，郴州、祁阳、邵阳、常德，最后沿长江流域经湖北的恩施溯江而上入川。在川东垦殖若干年后，分北上和西进两条路线迁徙。北上的客家经广安、仪陇，向巴中、通江方向移动。西行部分的客家在泸县、隆昌、富顺等川南地区垦殖相当时期后，一部分仍留在川南，一部分顺沱江流域而上，至成都等川西地区垦殖定居；第三条是途经贵州入川的路线。成都市舒毕生先生则对由湘入黔、由黔入川的具体路线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结论：清初，在通往四川的各条大道上都有客家移民蜂涌而至。他们中的大多数分别经浏阳、恩施东路或经毕节、遵义南路入川。
    研究四川移民与客家迁徙历程，弄清移民的源头和流向，弄清客家文化在不同时空阶段上的流变，才可能从本质上把握客家文化的特征，也才能谈得上全面的继承和弘扬客家精神。
   
    三、四川各地移民与客家研究
   
    与会学者认为，客家人原本是古代中原地区的汉族居民。西晋“永嘉之乱”后，客家人世代迁徙，先后迁入江西、福建、台湾、粤东及贫瘠的粤北岭南地区，以开拓新的生存空间，形成了一方独特的具有强烈的民族、民系认同感的客家聚居地。明末清初，随着人口繁衍、耕地稀少，以及自然灾害等诸多原因，许多客家人又不断迁徙到其他地区甚至海外各地，另谋生存与发展。在清初空前的移民大潮中，有不少居住在江西、福建和广东的客家人，也在朝廷和地方官的鼓动及优惠政策的鼓舞下，随湖广移民大军入川落户，形成客家人遍布全省30多个县的盛况，于是，相应就有了荣昌客家人、三台客家人、仪陇客家人、盐源客家人、江油客家人、成都东山客家人等等。他们在巴蜀土地上繁衍生息数百年，仍保持着相对完整的鲜活的客家文化，并逐渐演绎发展，在四川形成颇具特色的客家群体。在这里，客家文化与巴蜀文化相得益彰。
    由于在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中，迁往四川的客家移民除直接来源于孕育客家民系的大本营——闽西、粤东、赣南三省交界地区外，还有从闽粤赣迁往广西、湖南，再由广西、湖南客家聚居区辗转移民四川各地定居的。多源移民的结果，必然产生多元的客家文化，造成四川客家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正如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林向教授在《四川盆地的“水库效应”与移民文化》一文中所说，四川盆地看似封闭，实际上自古以来四面八方的各色文化汇聚进来，互相溶合，形成杂交优化，又通过各种渠道散发出去，其作用就像是中华文明成长流程中的一个“水库”。四川盆地丰厚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又为这种文化的吸纳、交融、再创造过程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四川盆地的位置正处在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的以稻作农业为主的“东南文化板块”与黄土高原以粟作农业为主的“西北文化板块”之间的接合部，这就规定了本区文化面貌的斑驳多姿，具有显著的“杂交优势”，兼收并蓄，广为接纳，而形成独树一帜的巴蜀文化风格。四川客家文化中的多元性、复杂性、特殊性，就是因为巴蜀文化在整个中国文化体系中占据相当高的地位，而使客家文化所承受的侵蚀力远远胜于其它汉文化，潜移默化中所发生的文化变容更为显著。林向教授认为，这就是四川盆地的“水库效应”对四川客家移民文化打上的地域烙印。这里的“水库效应”指社会文化及其载体（族、族群、民系、人类共同体）的流动与凝聚，联合与发散。
    四川的客家文化既是连接四川客家的纽带，又是客家民系发展扩散后的一种状态。当闽粤赣客家人随着西进的浪潮，移民四川，来到巴蜀这块陌生的土地时，为适应四川盆地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他们也必然会又一次有选择地吸收、借鉴当地的土著文化，从而整合为一种既含有粤闽赣客家文化定型化的本质特征，又具有一定的巴蜀文化色彩的新形态的客家文化——这就是四川的客家文化。大致说来，四川客家分为大规模聚居的成都东山客家模式，散居三台境内的三台模式。如果把成都东山地区视为客家人在聚居区保存客家强势文化的典型，那么三台县就是作为散居区处于弱势的客家文化，在与强势的巴蜀文化的接触中逐步被取代的“另类”个案。同是客家文化，由于所处环境不同，强弱地位有别，其所发生的嬗变轨迹也大相径庭。研究这些复杂的文化现象，能极大地加深和丰富对于客家文化本质特征及其丰富内涵的认识，并为研究客家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解剖的标本。
   
    四、移民与客家人物研究
   
    与会学者认为，客家人的历史是汉民族一部迁徙史、创业史，也是一部民族兴衰繁衍史。在客家人辗转迁徙、创业的艰难历程中，涌现出了众多杰出的客家人物。尤其在清初大移民以后，经过重建的四川社会更是人才辈出，群星璀璨，如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朱德，文化巨人郭沫若，新儒学宗师唐君毅，实业巨子陈宛溪等等，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在中国历史上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篇章。他们都是优秀客家文化孕育出来的代表。他们是客家人的骄傲，也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客家文化的精萃，也是中华民族的精英。
    四川筠连县志办王成先生就客家人的杰出代表、新儒学宗师唐君毅进行了剖析：唐君毅于1901年1月17日出生在四川宜宾县普农乡，是享誉海内外的哲学家、当代新儒学的宗师。他毕生从事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著书立说，教书育人；足迹遍及日本、菲律宾、韩国、美国、意大利、瑞士等国；发表了《道德自我之建立》等300多篇论文和《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等20多部专著，是中国自朱熹、王阳明之后的杰出哲学家。其家族尊元朝唐友胜为一世祖，康熙甲子年（1684年）时，十五世祖唐宗禧携子唐文风由广东嘉应州长乐县入川，后置田产于叙州府宜宾柏树溪金沙江对面的普安乡周坝村，遂为四川宜宾人。唐君毅先生即为唐友胜的二十二世孙、入川始祖唐宗禧的七世孙。
    四川绵阳政协陈纲祖对近代蚕丝实业巨子陈宛溪谈了自己的看法：陈宛溪是我国近代享誉中外的蚕丝巨子，远祖系元末明初从江西迁入湖南的客籍移民。他致力于研究、经营和发展四川蚕丝业，号召全川民众“父戒其子、兄勉其弟、人成政举”、“禁绝罂粟、蚕桑兴利”以展富民之风，为振兴四川经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20世纪初他创造的《稗农金双鹿》牌三五细丝，两获国际金奖而蜚声中外，是国际贸易圈中百年美誉不衰的名牌产品。他呕心沥血，毕其一生所著《稗农最要》、《蚕桑浅说》、《丝厂俗歌》、《妇女缫丝歌》、《劝桑说》影响至今，成为我国蚕桑界推崇的珍贵科技史料。解读近现代四川客家人才辈出的现象，对于揭示客家人迁川的社会环境，继承和弘扬客家精神都是生动的例证。
   
    五、移民与客家文化遗存研究
   
    福建三明市客家文化与华侨研究会刘善群先生认为，客家文化是多元文化，它包容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化要素，它是在中原汉人不断迁徙中孕育出来的，同时又在闽粤赣定居数百年后才成熟的。它以中原古文化为根基，包容了南朝文化、长江文化和大本营的畲瑶文化。如客家人的岁时节庆习俗，就沿袭了中原文化，融进了南朝文化、长江文化，同时体现了南方山区特点。有些民俗文化很明显是吸纳了土著文化，如婚嫁礼仪。客家人的婚嫁程序，基本沿袭了中原古“六礼”，同时也吸纳了侨居和“大本营”的原本文化“营养”而构成了有鲜明特征的客家民俗文化。客家民俗既反映了客家人重视礼仪、迷信神灵、崇拜祖宗的文化心理，又凸显了客家人团结、进取、重节、自强的精神。
    成都龙泉驿区博物馆刘世旭先生独辟蹊径谈到东山客家的三大婚姻禁忌：第一，姓氏禁忌；第二，合婚禁忌；第三，转房禁忌。其目的主要是避凶趋吉、仇姓（同姓）不婚和恪守封建伦理道德。
    西南交通大学季富政教授认为，三台县不惟县城潼川镇古往今来以城池格局、城郊风貌的独特誉满全川，其县境内经千年人文濡染，保存有萋江古镇、云台观、上万汉代岩墓等大批珍贵历史文化遗迹。尤其场镇一类，其县城形态深刻影响它们选址、街道、建筑等具体作法。如县境之内的西平镇惟妙惟肖酷似县城格局，虽因等级不同，整体缩小，中国画写意精神，以形求神，形神兼备，个中荡漾的谐趣、情趣、理趣，正是川人做事历来人文精神在城镇创造上的飘逸风范所至。西平就是一个三台的缩影。
    四川内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张仲荧先生则对麻布神歌进行了考察与研究。“麻布神歌”乃四川荣昌、隆昌二县及其附近地区特有的移民文化现象，地域性颇为显著。荣、隆二昌及其附近地区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居民古有种植苎麻的习惯。当地人以苎麻纤维为原料织布，因宜夏季衣料，是为夏布。编织麻布工人为克服单调、节奏极强的工作造成的疲劳，便合着织机节奏唱歌以“提神”，从而形成荣、隆二昌及其附近地区独特的劳动歌谣——麻布神歌。麻布神歌在荣、隆二昌一带常以两种语演唱，即湖广语和客家语。歌词内容大致有四类：一是振奋精神类，二是生活咏叹类，三是情歌类，四是劝教类。
   
    与会学者还对作为客家文化遗存的客家民居、会馆、宗祠、墓志、谱牒，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加深了我们对客家文化丰富内涵的认识。
   
    六、移民与客家文化资源开发
   
    与会学者认为，四川是我国西部重要的一个客家省份，浸润着浓郁西部精神的客家文化，是四川省的一笔丰厚的文化资源。如何利用客家文化这座沟通世界的桥梁，在当前的西部大开发中发挥作用，既是具有研究价值的学术课题，同时也切合21世纪时代发展的需要。大力弘扬客家文化，促进经济发展，扩大对外开放，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近三年内四川客家研究异军突起，以客家文化为题的经济和文化的联姻，使龙泉驿区和洛带镇成了客家地域的代名词而名扬海外。为此，四川省政府原副省长李达昌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要打好四川客家牌。并多次指示，四川客家研究中心要拓展研究领域，把洛带模式、成都东山模式加以推广应用。四川客家研究中心为此做了大量的组织、研究和策划工作。
    李达昌教授还进一步指出，公共财政不要忘了文化。具体地说，就是在公共财政制度下，财政要果断地从竞争性的生产领域和营业性的事业单位撤出，只负担和保证国家机构的运行经费，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公共文化以及基础科研等社会服务机构的经费、基础设施和公共建设的投资等。尤其是公共文化的建设应当列入政府工作的一项重点，列入公共财政支持的一项重点。客家文化是中华文化园里一支夺目的奇葩，在当今全球化语境和西部大开发中具有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四川是客家学领域里一块有着丰富文化内涵和研究前景的沃土，更应成为公共财政关注的焦点。成都新都区石板滩镇政府丁石满先生认为，发掘、利用客家文化资源，在于用文化的眼光看待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在宏观经济决策与微观经济运作中，增强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以便在经济活动中，自觉地增加文化、智力的含量，使经济与文化成为推进四川省跨越式发展的车轮。当前，经济格局日趋全球化，开放的市场体系将使客家文化的桥梁沟通作用更加突出。西部大开发和旅游业发展势头的日益强劲，为西部旅游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这种背景下，客家文化作为我国西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西部的经济发展，尤其是旅游经济的发展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努力发掘四川这个移民大省的特点和优势，让客家文化为四川的跨越式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四川大学邓运佳教授认为，要发展地方经济，应先打好四川省移民文化三张牌，那就是寻根恳亲、移民会馆和移民土特产品。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这次“移民与客家文化”研讨会既突出了四川客家的特色，同时又具有相当的普适性；既为客家学界了解、认识和研究四川客家文化提供了丰富生动的个案资料，又提出了大量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既凸显了客家文化研究的学术价值，又彰显了客家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这次会议为迎接2005年在成都举办的第20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成就高水平的国际客家学术研讨会作了积极的组织准备和良好的学术铺垫，是客家学研究工作的新的起点和里程碑。
   
    (魏红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来源：.原载《巴蜀文化研究通讯》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