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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一名源起何时?指称哪一座城?内含着什么文化?一直是蜀地学者关心的热门话题。金沙遗址出现后,迄今尚不见成都与金沙两者相联系的研究。近来又读到几篇涉及成都溯源的文章。文虽各有所见,亦有误识之处。由于“成都”一名及起源涉及的问题复杂,且又与“金沙”直接关联,各家所见又有点“盲人摸象”。因此,笔者将自己的思考奉献出来,供诸家评判。
一、 今成都城及“成都”名号起于何时
现成都城初建于何时?是否建于现址?这是一个必须首先弄清的问题。
《华阳国志·蜀志》云:“惠王二十七年,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
《成都记》云:“府城本呼为锦城。秦灭蜀,张仪所筑”。
综合前述两载,有这样几个信息:一是现成都城初建于“惠王二十七年”,也即公元前310年前。此时正为战国晚期;二是实施筑城的时期,为秦国派驻蜀国的郡守张仪时期。正史记载中,张仪也正是当时秦人派驻蜀地的官员。两个信息相互应证;三是同期筑了三座城,即成都城、郫城、临邛城。三城之中,以成都城最大,“周回十二里,高七丈”。因为古代往往以城池大小和城墙高低来表示该城的地位。可见成都城当时亦为蜀地最高级别的中心城池。虽然有学者认为“高七丈”相当于现在17米高,似有夸张成份,但三座城同记,同被夸张,仍有尊低之分。
《华阳国志》中,附有几幅城池图,其中有成都“秦城”图,摆向为东南——西北向,基本成正方形,分为太城与少城两城。面积略比中心皇城大一点,位置在城中心略偏西南。这座城就是成都现城址上最早的一座城。书中以“秦城”作名,不是指秦代,而是指秦人修建之城。就是张仪驻蜀时所建的初城。
现成都城始建于战国晚期,还有考古学上的证明。2000年夏在成都商业街发现一战国时期的大型墓地,出土了十几具船棺。其中最大的一具,直径约2米,长18米,誉称“船棺王”。其棺均为整木一剖为二,中间凿空而成。出土的棺木有大有小,均集中葬在一处。从棺木的大小和随葬品来看,墓主有贵族也有平民,不像是同时下葬的,也不像是一个家族,更像是一处公墓。也就是说,此地当时是一处野外的公共墓地。墓地的位置,恰恰处在张仪所筑的“秦城”中心,即当年的“少城”与“太城”的分界线中间。经成都市考古所考证,确定此组棺木为战国时期下葬的。
这一墓地的发现和考证结论,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事实:现在的成都城所在地,始建以前是一处无人居住的荒野之地,而张仪所筑的“成都城”,是在一片荒地上新筑的。因为如果此地当时已是人居邑地,那么,无论什么样的贵族,即使蜀王死后也不会葬于城市中心,而会葬于城外——这一习俗从古至今都一样。既然此组棺木断代为战国时期,至少在战国初期此地尚不是人居之地,而是一片荒野。
结合前述文献和考古发现来看,古文献载成都城建于战国晚期,即前述的公元前310年左右,应当是事实。且是秦人入蜀并统治了蜀地后,由秦人监管在一块荒地上新建的。不是在原有人居地上扩建的。近几十年的考古成果也证明,至今也未在原成都秦城范围内发现早于战国时期的人居生活遗留。
二、 今成都并不是“成都”
此前诸多学者在追溯成都城及名号的早期历史时,都毫不怀疑地将现成都城(早期的成部秦城)当作成都,同时认为此城始建就名成都。此乃大误,也是迄今难以弄清成都历史的根本原因所在。
《成都文博、文化词典》中的《开明王朝定都成都》条下这样记述:“据《华阳国志·蜀志》载,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开明氏统治蜀国传位十二世。战国初期,大约在其九世(一说五世)时,把国都从广都樊乡(今双流中兴场一带)迁往成都。”
文中给出了一个蜀史研究者人人皆知的文献记载,就是古蜀国最后一个王朝为开明王朝。开明王朝共统治蜀地十二世。由于秦惠王的军队于公元前316年征蜀,正面临开明十二世统治,强大的秦人军队用战马踏灭了开明十二世。否则,开明王朝还会在蜀地继续下传。
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
引文中记有“战国初期,(开明王朝)大约在九世(一说五世)时,把国都从广都樊乡迁往成都。”此句文意也是《华阳国志》中的原记。
由此文献引出了几个未被学者们注意到的矛盾:
(1)开明王朝十二世灭于秦人入蜀之时,也即公元前316年,此时现成都城尚未筑建;
(2)现成都城建于秦人入蜀以后,也即公元前310年左右。并由秦国派驻蜀地郡守张仪、张若监建。前面给出的考古学也能应证此说。
然而,引文中却认为开明九世(一说五世)就已迁成都。假设开明王朝每世统治时间为35年,从开明十二世返回到开明九世,大约有100——120年。也就是说,在公元前420多年前,即现成都城尚未筑建前100多年,开明九世就迁往成都了。如果从“开明五世迁往成都”,其时间还会更早!
那么,现成都城尚未筑建前,开明王朝所治的成都在哪里呢?
可以肯定的是,开明王朝所迁绝非现在成都城,因为整个开明王朝时期直至灭亡,也未与现成都城发生过关系。因为那时还没有现成都城。
三、 现成都初建不名“成都”
虽然今成都城早有“成都”一名,世人皆知,甚至从古代传至今天。以至《华阳国志》已出“成都”城名。但事实上现成都城早期并不名成都。
前引《成都记》说成都城初名作“府城”、“锦城”,今成都城内环河仍沿名“府河”,同传“锦城”一名,亦为佐证。
《益州志》云:“益州城初累筑不立,忽有大龟周行旋走……故曰龟城。”说成都曾有“益州”一名,又有“龟城”等名。
《华阳国志》有句:“蜀以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号名城”,句中涉及“三都”文化之背景,并说此三都均有大号“名城”,不是指“有名的城”,而是指三者均有雅号“名城”。名通缗,也即“缗城”。实为史前治蜀的有缗·蜀族之名号。与“岷山”、“汶(岷)川”等名出自同一背景。
《华阳国志》及其更早时期传记的“成都”,似乎并不是指现成都城。这一点,不仅可从诸多文献的记载中看到,也可以从古传至今深刻的“都”文化中看到。
“都城”文化是华夏民族古老的核心传俗,它深刻的传承地在史前的中原。夏、商、周三代的王城均称“都城”,至今北京仍称“首都”,均是力证。
史传舜耕历山,“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就已出现“成都”一词。但此处是后人对舜帝具有宽宏德威的夸赞。说由于舜帝宽于待人,老百姓乐意追随他。因而投奔到他身边的人越聚越多。从聚到邑再到都,就是从小型人聚点到最大的人聚地的比喻。同时,这里的“成都”中的“成”是动词,是指“成了”都城之意。
古人为何建“都”城?“都”早期为人聚中心,后来成为统治中心。古人在地上建“都”,是为了建一个能与天神沟通、象征宇宙中心的圣地,同时象征天神在地面伸设的办事处。而这一象征物往往由一座大型圣庙所充当。族人在此祭天祭地祭祖宗。人王利用此举统治族人。《大荒北经》有句:“大荒之中,有山名成都载天。”此句的精华就是“成都载天”。即建成一都,负载命,
以“都”象征和替代抽象的天道,以“都”替天行使权令。后来被古人总结为“替天行道”。这一思想就来自深刻的上古“都”文化。这个都城的所在地,往往是一个大型族团的王国所在地,盟主或君主常住地。国中必有一大型圣庙。广汉三星堆故城就是这样一座圣庙,用以象征天庭伸设地面的办事处。其中祭器正好是一组祭祀天地人的礼器。
华夏古称的“都”是指人居中心的王城或国家中心所在地。往往具有统领其权力范围内的诸邑,且有与天神沟通之职能和祭天之专权。称“都”之地必须具有能够称“都”的资格,决非随意取得。古代可以称“都”的标准就是“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这里有两个标准:一是有“宗庙”,二是有“君主”。不过,这里所说的“宗庙”不是一般意义的宗庙,而是指大型的国庙,如中原古人的“岱庙”之类。文中所说的“君主”,也不是一般人居邑地的人主,而是指国家领袖。如果符合上述两个条件之一,亦可称都。否则,再大也只能称邑。“大邑县”大概就是因为邑地虽大,但无称都资格而留下的地名。那么,现成都始建时符合这个标准吗?
前面有述,现成都城始建于秦人伐蜀并取得成功以后。建城时的蜀国已沦为秦国的属地,蜀王已成秦人的阶下囚,不可能作为建都的“先君”。况且,史载很清楚,当时秦人已控制了整个蜀地的统治权,监督主持建成都城的郡守就是秦国派驻蜀地的张仪。在秦人眼中,只有秦国的君王才会被尊为“君主”。蜀地的君主就是张仪。因此,成都城以“先君”为依据命名说,当可否定。
由于战国晚期的秦蜀文化差异甚大,秦人入蜀后,不可能承认和推崇古蜀祭俗。当时的成都即使有宗庙,也是蜀人的,不会被秦人接受。因此,成都城始建时有无“宗庙”,都不是成都命名的依据。因为秦人的铁蹄一旦踏上成都平原,蜀人的历史和蜀地政治统治及流行的文化,会立即中断。秦人会在蜀地强权推行秦人文化,以训化蜀人。秦人决不会在此地建立自己的都城。因为他们早已有了自己的“秦都”。
综合前述文献和分析来看,可以肯定地认为:今成都城初建时不是“都”城,也不名“成都”,更不是开明王朝迁治的成都。因为蜀人的都城只能存在于秦人入蜀以前。然而,《华阳国志》又固执地认为开明王朝期间曾迁治成都,现成都城在历史上也时隐时现地拥有同名,那么,这个早期的成都在哪里?现成都又为何拥有同名?
四、金沙——早期的成都
2001年春,成都西郊“金沙遗址”破土而出,出土了大量的小型青铜器、玉器、象牙、鹿角等。从出土器物多为礼器,其中不少器物形制与广汉三星堆礼器相似相近来看,学者专家们一致认为,金沙遗址当是古蜀国的一个祭祀中心。并是承继三星堆文明消失之后,兴起的一个蜀地中心。金沙遗址存在的时间,考古学向外公布的为距今3000年至距今2000年,认为古蜀人在这个遗址上生活了近千年左右。需要注意地是,这个遗址上最早有人生活的时期,并不一定是祭祀中心形成的时期,也不一定是出土器物的生产时期。只能说祭祀中心和器物出现于这个时期之中。
从金沙出土的器物来看,与中原同期器物有明显区别,可以肯定其中心流行着具有蜀地个性的祭俗。也就是说金沙是古蜀的祭祀中心,不是当时中原文明的分中心。前面已述,一旦秦人入蜀,蜀地所有的历史和文化会相对中断。蜀人自己的祭祀活动亦会中止,其设施要么自动放弃、毁掉,要么被秦人破坏。秦人治蜀后,决不会允许蜀人继续进行大型的祭祀天地的活动。因为这种活动往往充满着对占领者的痛恨,蓄藏着推翻秦人统治的暴力隐患。因此,可以肯定,金沙遗址之祭祀中心,最晚也必须放弃于秦人入蜀的同时,(有关金沙祭祀中心的形成及放弃,笔者已有专述。)也就是必须放弃于公元前316年左右。
古文献和诸史家研究均认为,秦人入蜀接触到的蜀地统治者是开明十二世,此前均为开明王朝的统治。有学者认为,假设开明王朝平均每世统治35年,那么,开明王朝及统治的时间当为350-400年。按纪年时间当在公元前710-761年左右。这个时间非常接近春秋早期(公元前771年)。如果再联系《华阳国志》中所云:“周失纲纪,蜀先称王”。也即中原的周王朝已失去了中央集权的威望,诸侯割据形成,这一时期蜀地反而有了中央集权王国。也即“蜀先称王”。中原诸侯割据之时正在春秋早期,而蜀地开明王朝的建立也在春秋早期。由此看来,“周失纲纪,蜀先称王”可能是真实的史记。由此也可认为,开明王朝初建于春秋早期,至秦人入蜀时结束,统治时间400年左右,与“十二世”基本吻合。
古代的王国一旦建立,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扩大或新建宗庙。古人认为整个宇宙的自然活动都是由一个或一群天神在背后操纵的,人王的权力也来自天赐,即所谓“君权神授”。因此,所有的君王一旦得天下,都要首先建立宗庙。一来以此酬请神灵相助,二来以此表现拥有与天沟通的权力。这座宗庙往往象征着天地宇宙的中心。人王在此聆听天神的教诲,向天神汇报自己的工作,同时利用神权维护和加强统治。而这座包含有与天神沟通、象征天神下伸地面办事处的王城,就叫“都”城。
“金沙遗址”整体文化面貌被学者们称为“祭祀中心”,在当时就是蜀地蜀人的“都城”,亦即真正的“成都”(因为只有这样大型的圣庙才配得上称“都”。当时已有开明王朝,肯定应有都城。再联系蜀人承继着深刻的夏后氏文化和金沙遗址等整体情况来看,这是唯一的结论),并且可以肯定金沙圣城是开明王朝的都城。因为成都平原腹地只有那么大一块,同期不可能再容得下另一个王朝和另一个都城。
由于古蜀自始至终流行着夏后氏文化,古蜀文献中有太多的记载。如古蜀人自称黄炎后裔,开明时期崇拜“五帝”,羌人至今流行崇禹之俗等。因此,蜀人同样流行中原的“都城”文化。当开明王朝取得蜀地统治权后,他也一定要建一座能够沟通天地的圣庙,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也是古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唯一手段。可以认为,金沙这座圣庙都城,从开明一世起就开始筑建,什么时间才能筑建完成并不重要,因为筑建圣庙这一行为本身就具有凝聚力。
开明王朝为何要在王朝中期“迁成都”呢?因为筑建这座圣庙需要时间。特别是其中要用青铜浇铸神像,置于祭台,拟作神明。而蜀地平原当时根本无铜矿!圣庙中如果没有青铜浇铸的四方天神像,便不能视为“成都”。只有这座圣庙筑建完成,即成“都”后,才能迁入。“成都”一名,实际上是指成功或建成了自己的圣都之意。可以认为,开明王朝迁入成都,与金沙都城的建成为同一时期。因为“都”名神圣,谁也不敢乱名,但古代的君王谁都喜欢得到一座能够独立与天沟通的都城,以便拥有独领天下的统治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自己建立起一座“都城”,才敢以“都”命名。也只有金沙都城建立完成,才会以隆重的仪式为之圣名“成都”,并于同时迁入。
古文献对开明王朝迁治成都有两说,一说开明九世,一说开明五世。从金沙出土实物及整体逻辑上看,以“五世”说较为合理,九世迁成都,至秦人入蜀开明王朝灭亡,只有100多年,从金沙出土的实物来看,有近千件青铜祭器,(大部分为用青铜铸造的献给圣庙的礼器,并因不断地敬献而积累。)一吨多重的象牙,十几平方米铺满地面的鹿角等,这些礼器的敬献并积累到如此大的数量,往往需要几百年,不大可能在一百多年内积累这么多。如果开明五世就迁入成都,那么,金沙都城开业经营的时间就有“八世”,时间近300年,蜀人(族落而非个人)用300年的时间不断向神庙敬献礼器,积累到已发现的数量,略显合理。从逻辑上看,金沙都城未“成都”之前,蜀地同样应有祭祀中心,只不过要简陋得多。蜀人同样要在这个中心献祭,同样会积累一些祭品。可能金沙都城落成后,又将原祭地的祭品迁到金沙圣庙存放,才会有如此之多的祭品。因为古人一旦将祭品献祭神灵,只会永久性存置,决不会挪作他用。
由于开明王朝长期以金沙都城为治蜀中心,周围的邑地都知道,并以“成都”相称。经过几百年的传承,早成定势。秦人入蜀后,灭了开明王朝,(为了免遭秦人辱没宗祖,金沙祭祀中心由蜀人自己毁掉、掩埋。)并发现金沙周围是蜀中平原的人气中心,于是便在那里选了一块地方筑建新城。就是现在的成都城之初城。这座城初建时并不名成都,由于此新城离金沙成都不远,蜀人早已顽固的将此地称作“成都”了。因而,外地人来到此处,仍称“成都”。久而久之,金沙成都一名便转称到现成都城来了。
(白剑:四川广元市文化局)原载《巴蜀文化研究通讯》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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