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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桃坊
中国汉族是世界上古老民族之一，在古代它是由若干氏族——家族组成的。姓氏是辨别氏族的标志，故中国古代有赐姓命氏的制度。先秦典籍《尚书》、《左传》、《国语》等保存了周人追述某些氏族在舜帝时代赐姓命氏的史料。《国语·周语》记舜赐大禹及四伯姓氏：“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
( 禹
) 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事民也”。此外，尚有黄帝与炎帝，及黄帝二十五子赐姓的记载。这些均属传说，难以考实。然而中国在文明的初期曾有一个氏族社会的存在则是无疑的。周王朝在建立统治秩序的过程中实行了宗法制度，同时对同姓命氏，对已亡姓氏的子孙赐姓，规定同姓不婚。这样，同姓之间存在不同的宗支，异姓之间结为姻戚，于是整个社会由宗法联系起来了。
《礼记·大传》云：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宗其继别子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
这是以父系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别子为祖”即受封邑的得姓始祖，由嫡系长子继承。“继别为宗”即始祖之次子或三子别立为大宗，大宗之各子又立为小宗，以次分支衍派。分支五世之内为亲，五世之外为疏。某氏子孙虽分支各异，但永远以始祖为宗。
母系社会时代，一个氏族分为若干集团，各个集团之间以姓相区别并作为血缘的标志。进入父系社会后因私有财产关系，以族长之名为家族之名，族名即氏。所以上古时期姓与氏是有区别的，男子称氏，妇女称姓，秦汉以后姓氏合一。在宗法制度下，皇族及贵族的世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以表示社会地位的尊贵。朝廷有专职的“小史”--春官下的属官，以掌邦国的氏族谱系。自魏以来设九品中正制，士人按品入仕。其品人不是以才能而是以门第为标准，于是门第成为决定士人社会地位的条件。士人为夸耀门第便纷纷建立家谱，朝廷有专职官员对士族家谱进行审核。这种重门阀世第的风尚沿袭至唐代，致使修纂家谱成为一时风尚。唐太宗时由朝廷修纂了《大唐氏族志》和《姓系录》。
今敦煌文献唐太宗贞观八年(634)
的《天下姓望氏族谱》残卷
( 北图位字
79 号)，谱后云：以前太史因尧置九州，今为八十五郡。自今已后，明加禁约。前件郡姓出处，许其通婚媾。结婚之始，非旧委悉，必须精加研究，知其谱囊；谱囊相承不虚，然后可为疋(匹配)。其三百九十八姓之外，又二千一百杂姓，非史籍所载，虽预三百九十八姓之限，而或媾官混杂，或从贱入良、营门杂户、慕容商贾之类，虽有谱亦不通(婚)，如有犯者，剔除籍。
其谱于每郡下注明各大姓氏，它们皆是中原衣冠士族、门第相等，可以联姻。议婚时，双方必须考察其氏族源流，以免尊卑贵贱混杂，致影响贵族血统。由此可知，当时士族重视氏族谱系的原因。此种门阀士族制度在唐代经过安史之乱后，因贵族门第衰微而遭到了破坏。再经五代十国的战争，旧的族谱散佚，氏族世系亦断裂模糊。北宋时欧阳修著《崇文总目叙释》于氏族类图书序云：
昔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命氏，由其德之薄厚。自尧、舜、夏、商、周之先皆同出于黄帝，而姓氏不同。其后世封为诸侯者，或以国为姓，至于公子公孙，官邑谥族，遂因而命氏。其源流次序《帝系世本》言之甚详。秦汉以来，官邑谥族，不自别而为姓，又无赐族之礼。至于近世，迁徙不常，则其得姓之因，与夫祖宗世次人伦之纪，尤不可以不考焉。
这里简述了中国远古至宋初氏族制度的变化。自北宋中期苏洵和欧阳修开始，中国出现了第二次纂修族谱的热潮。苏洵在《嘉集》卷
14 内存所修《苏氏族谱》，表列世系，又撰《族谱后录》论及修谱时处理亲疏世次及分别大宗小宗原则，于下篇叙述苏氏源流。其《谱例》云：
古者诸侯世国，大夫世家，死者有庙，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忘。此非独贤士大夫尊主而贵宗，盖其昭穆存乎其庙，迁毁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与为服，死丧嫁娶相告而不绝，则其势将自于不忘也。自秦汉以来，仕者不世，然其贤人君子，犹能识其先人，或至百世有不绝。无庙无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势宜亡而独存，则由有谱之力也。盖自唐衰，谱牒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于是乎由贱而贵者耻言其先，由贫而富者不录其祖，而谱遂大废。
这里历述了秦以前、秦汉以后和唐末以来三个时期社会氏族观念的变化，而突出族谱在敬祖、联宗和收族等方面的作用。同时欧阳修编订了《欧阳氏谱图》(《居士外集》卷21)。他在序言里简述了欧氏源流，谱图列其本支家族五世世系。其谱例云：
姓氏之出，其来也远；故其上世多亡不见。谱图之法，断自可见之世。玄孙而别自为世。如此，世久子孙多，则官爵功行载于谱者，不胜其繁，宜有远近亲疏之限。凡远者疏者图之，近者亲者详之；此人情之常也。玄孙自别而为世，则各详其亲，各承其所出，是详者不繁，而略者不遗也。
此后，私家竞相修纂族谱，皆参考苏欧两谱，以之为谱牒法式。谱为图谱，以表格方式按氏族世系秩序，排列本族本支子孙名字；牒为谱之注释，即于谱内略注生卒年、行事、官职、葬地。宋人修家谱旨在尊祖收族，以使本支家族世系相继，体现时代伦理观念，将家族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有利于家族的兴盛发展。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关于苏欧两谱评论云：
宋人谱牒，今不甚传。欧苏文名最盛，谱附文集以传。以其世次荒远，不敢漫为附会。凡所推溯，断自可知之代，最得《春秋》谨严之旨，可谓善矣。惟其不掌于官，而书无一成法也，是以其书不可尽训。如欧阳之谱，于其先世，有在于五季十国之间者，往往削其所署官阶，既失书实之义。而苏氏谱例，于五世宗派旁行斜上之间，书法独详已所自出，而书讳加尊。(《高邮沈氏家谱序》，《章氏遗书》卷21，文集6)
章氏所指摘的缺点，清代修谱者是注意到的，而且使谱牒之学日趋完善。明代凌迪知编著的《氏族博考》卷10内，著录了其所见族谱119种。这些族谱--或称家谱、家传、宗谱、家乘，经明末清初的兵燹与宗族的变迁而佚散了。现在我们见到的族谱大都是清初以来所修纂的。一部完整的族谱是汉民族一个家族的历史，记录人物、事件、风俗及此家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状况。我们若汇集众多的族谱，则它们能提供历史、民俗、文化、伦理、经济、人口、移民等丰富的文献资料。从中我们可以见到汉民族蕃衍生息所体现的伟大精神。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
15 节云：“我们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世界瑰宝。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也。”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大地无数家族的族谱被视为封建主义文化的东西而抄没与焚毁，劫馀幸存者甚为稀少。80
年代新时期到来，史学界开始重视中国家族谱牒的学术意义，成立了中国谱牒研究学会，山西、安徽、江西、福建、广东等地方学术团体开展了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北京图书馆文献书目出版社还陆续出版了《谱牒学研究》集刊。凡此皆推动了谱牒学的研究工作。
1999年8月在成都成立了四川客家研究中心，随即开展对成都附郭的东山客家的考察。我们在考察过程中发现客家人以尊祖收族为特点的家族观念特别牢固，即使不识字的老人亦知其祖先何时自何地入川，且藏有族谱；如果他家里没有，便告知它在某伯祖、伯叔家藏着。因此，我们在考察东山时注意族谱的收集工作。在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征集到34种族谱。兹择其历史文化部分辑录整理而成《成都东山客家氏族志》。它基本上可以反映成都东山的李、周、吴、冯、许、张、严、谢、范、彭、史、黄、杜、钟、胡、万、熊、卢、邓、巫、刘、黎、白、温、廖、游等姓氏的家族历史。客家是汉族一支古老民系。他们的祖先本为中原士族，在历史上曾三次南迁：第一次是西晋末年中原战乱时，第二次是唐末黄巢军陷中原时，第三次是南宋末年元蒙军进入江南时。在最后一次迁徙中，某些家族由江南迁到闽西，转入宁化石壁，然后再南迁到粤东山区，终于幸存下来。他们失掉了原来的士族地位，从事农耕，聚族而居，耕读传家，保存了中原的民俗和语言。当地土著称这些移民为客家。自明末以来，四川战争频仍，继而瘟疫流行，人口锐减，田土荒芜。为恢复与发展四川经济，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曾鼓励湖广(湖南和湖北)和岭南民众开发四川，于是出现为时百年的移民运动。现在四川土著居民极为稀少，城市及平原居民主要是移入的湖广人。四川境内的涪陵、永川、隆昌、荣昌、资中、简阳、金堂、新都、巴中、仪陇、广安、叙永等地乡村皆有若干客家人聚居的村落，而最集中的客家方言区是成都东山。
成都是天府之国的中心。成都附郭以东偏北是一片浅丘陵的黄土地带。民国21年(1932)修的《华阳县志》卷2称之为东山区。此区在50年前实不限于华阳县，还包括成都县、新都县和简阳县所辖的部分乡镇。成都东山客家考察组考实：回龙山脉以东、龙泉山脉以西的丘陵区为东山。它从保和场以东至万兴场以西约23公里，从新店子以南至大面铺以北约20公里，计为460平方公里之内，此地居民70%以上为客家，即今成都东山客家方言区。区内约有50余万客家人。东山区包括26个乡镇(有的乡镇只有部分属东山)，计有成都市成华区的保和、圣灯、青龙、龙潭，金牛区的天回，青白江区的日新、龙王、合兴、福洪，锦江区的三圣，龙泉区的石灵、西河、西平、洛带、黄土、义和、文安、长安、万安、同安、平安、大面、洪河，新都县的木兰、石板滩、泰兴。此区内的客家人来自福建、江西，但大多数是来自广东的。他们自称“广东人”，而成都人将他们与操粤语的广东人相区别，遂称之为“土广东”。现在成都东山区内通行客家话，它仍作为客家小孩的母语而存在着。
《成都东山客家氏族志》所辑30余种族谱，各个谱关于历史文化的记述或详或略，或佚或存，然而我们视之为一个整体，则是一部成都东山客家的历史，其内容是极丰富的。兹谨就氏族来源、入川创业始祖和族谱修纂的情形举例略述：
一、成都东山客家氏族是出自中原士族的。从族谱可寻到他们得姓始祖，其渊源非常古老。李氏乃尧舜时皋陶之子世为理官，遂以理为氏，故姓理，至利贞食木子，改理姓李。吴氏受姓于至德公泰伯，他逃至荆地，立为勾吴长，其后子孙以国为氏。张氏系出自黄帝第五子挥为弓正，世常其职，因以为氏。严氏在上古姓庄，东汉初祖子陵改庄为严，隐居富春山，后世子孙遂姓严。谢氏因申伯侯保护周平王东迁洛阳有功，封于谢邑而得姓。范氏因春秋时晋国大夫随会食邑于范，因以为氏。彭氏始于夏后氏，即豸韦氏，其国彭，因而得姓。黄氏出自高阳之后，于春秋时以国为氏，后为晋楚所灭，而姓氏保存。林氏为殷商贤臣比干之后，比干夫人陈氏避祸于长林石室之中生子名坚，周武王赐姓为林。钟氏因春秋时宋桓公八世孙在楚，食邑钟离山下，后受姓为钟氏。胡氏乃舜帝苗裔，西周封胡公满于陈，是为胡氏始祖。万氏出自姬姓，为晋国大夫毕万之后裔。熊氏祖先鬻熊佐周武王有功，后世以熊为姓。巫氏乃殷商大臣巫咸之苗裔。刘氏原姓伊祁，帝尧时赐姓为刘，以封邑为姓。以上氏族来源，有的于文献可征，有的则属于传说。他们与后来氏族的关系，因旧谱不传，已难详考。成都东山客家人在追溯祖先时，求木本水源，虽然得姓于上古或春秋，而且历汉魏六朝皆有显赫的先辈，但他们认定本宗始祖是以入岭南--主要是入闽粤的祖先为一世祖。这段历史在许多族谱中是有清楚记述的。在唐代安史之乱后，移民江南的中原氏族，再迁于粤东山区嘉应州，如陈氏于唐代大历(766-779)间“二世祖贽公分发广东循州，令改惠州府教谕。致仕回乡，陡遇巾山贼寇蜂起。未几大兵交攻，贼盗充途，难以回籍，遂寓居于广东兴宁县而家焉。”(《陈氏族谱》，清咸丰十年)成都东山客家敬奉的始祖基本上是宋末元初由江南迁至闽西宁化县石壁乡的，或再南迁至粤东嘉应州和惠州等地的。新都李氏祖先是从江苏宜兴迁入石壁的
( 民国37年新都《李氏古泉新族谱》)。张氏是由江西入宁化的(1966年合兴《张氏家谱》)。钟氏由江西赣南、周氏由湖南、胡氏由江苏，皆于南宋末年迁至福建汀州，子孙再迁粤东嘉应州居住的(清咸丰九年圣灯《钟氏族谱》、民国19年木兰《周氏宗谱》、民国
29 年洛带《胡氏族谱
》。
成都东山客家始祖有的在宋代已居住闽中，宋末遂南迁至广东嘉应州和潮州等地，如巫氏和黄氏
( 清咸丰六年洛带《巫氏族谱》和民国34年木兰《黄氏族谱》)
。
成都东山客家是以入闽粤祖先为始祖的。他们皆于宋末战乱之际，避难入闽粤山区。某些定居江南的中原氏族于宋末诸子分迁，有的散居于其他汉族方言区而被同化了。惟有避难入闽粤山区聚族而居者仍保存了中原的语言和民俗。他们是客家真正的祖先，所以成都东山客家尊之为始祖。
二、成都东山客家是在清初由闽粤入蜀的移民。这些入蜀始祖别立一宗，形成东山客家氏族各支派。东山族谱实为蜀谱，遵苏欧谱法体例，在谱里较详地记述了入蜀始祖艰难创业的事迹，足补清初移民史实之阙。这些勇于开拓，坚韧强毅的入蜀客家先辈从粤东携带家属，徙步跋涉，途程5000余里，历时百余日，备尝艰辛，方可到达川西成都。这如东山万氏与卢氏族谱所述：
〔万氏〕安静公，国朝康熙时人也。生于粤之嘉应州长乐县。兄弟四人，公行三，……有四方志，但因于贫而未遂。苦作山佣者二十年，知故国不能发迹，遂于乾隆六年辛酉岁(1741)，慨然暨刁孺人，携长故，辞粤迁蜀。时公年三十六，孺人年二十二，长故仅二龄。一行三人，征途落寞，行李萧条，跋涉五千里，直底西川成都之凤凰山编茅而处。是我蜀中之始祖也。(龙泉《万氏族谱》，清宣统元年)
，〔卢氏〕公讳仁彦，乃修职郎逮公十六世孙也，分派于白旱裔也。当逮公曾孙时，已厌居
( 梅县
) 近县，徙县南一百二十里嵩螺山下砂田乡矣。……公见先修式微，难为长久计，闻西蜀膏腴，乡里多迁之者。……于是将田园庐舍，遂以出售，作盘费之资，具行李，实囊橐，择吉于乾隆戊寅年(1758)正月吉日，携二、三、四子，望西蜀而前往。越三月余，始至成都府华阳县北门外隆兴场(龙潭)依族卢朝华居焉。(石灵《卢氏族谱》，清光绪34年)
从粤东入蜀的客家人都以农耕为业。他们变卖了祖业，集资作旅途之用，有的则旅资极少。木兰林氏备述了祖先入蜀途中的苦难：
追惟来川始祖培玉公，生于粤东长乐县八井乡人氏。适值明末清初，新旧交替之时，苦于兵役之繁，赋役之重，兼以潮惠一带地方饥荒连年，民不聊生，不得已而为迁移之计。离东粤而赴西蜀，跋山涉水，路经万里，备尝辛苦，不过为吾子孙觅前程计耳。……我培玉公于前清雍正癸丑(1733)正月十三日，同胞弟培昌公入川。行至湖广衡州，昌公患病，遂卒于中途。雁行分翼，就地安葬，仍携昌公之黄孺人、俊清公，至四川成都县繁阳山、华阳县太平桥等处，立业居住。
(木兰《林氏族谱》，民国34年)
其余如洪河冯氏于康熙年间、圣灯钟氏于康熙壬子(1672)、木兰严氏于雍正时、龙潭范氏于乾隆时，皆由粤东嘉应州长乐县入居成都东山。严氏“同胞四人，赤手入川，越数年置产。”(《严氏族谱》，民国26年)他们入蜀后佃田耕种，或作佣工，勤俭持家，耕不废读，数年或十余年，终于在东山创业，蕃衍生息，生根开花。
三、成都东山客家族谱关于氏族之得姓、家族历史、闽粤始祖、入蜀始祖等世系与事迹的记载都是有依据的。客家人散居海外、东南及四川各地，形成若干小的方言点，他们都有自己的族谱，牢记家族历史，因而保持独特的客家文化。清初闽粤客家人入蜀，越过万水千山，到西蜀开基立业；他们是带着族谱的。冯良煊于民国11年(1922)的《冯氏重修族谱序》云：“吾族之有谱，旧矣。自咸丰四年(1854)，我伯祖华舒公出先世由粤携来原谱，嘱族伯和祥续修之。”此《冯氏族谱》乃据粤东旧谱而重修的。新都黄氏入蜀祖先也携带了族谱。黄文扬于民国11年《黄氏族谱序》云：
余祖玉标公，于前人入川时，深知谱牒之为要。上可详世系，下可别宗支。幸得文通公子赐景公孙玉兰继后到川，携得旧谱一帙，不幸适遭淹没(水灾)而只字无存。此后我辈所为复以望洋而叹也。越光绪十八年(1892)，时三房安吉叔以伊曾祖尚忠、堂伯祖练金、大伯祖士彬，均于谱事有志未逮。乃由德阳老村法能公后家拾得残谱一册，粗为编辑，稍有头绪可寻。
黄氏旧谱虽失，但从伯祖处找到残谱，以知家族源流，终可续修本支宗谱。石灵卢氏子孙在清末修谱时，为求得确切的谱系文献依据，重到粤东抄录旧谱：俄而得族叔讳梦初字时复，授以伊祖仰泉公旧集谱记。其间曾有闽省永定县宗人卢嘉惠字中
台，由县儒学廪膳延至万历(明代)中岁荐除教授，传来石壁谱记。……余于己丑之岁(1889)因世界汹涌，避游海岛，泛行潮(州)揭
(阳)之间，久而归。……三人同舟往谒族人卢升。……余诘其派系，随出其祖谱以授余阅。其谱乃蠹卷，然乃市四宝(笔墨纸砚)归，从而修饰，旬日始正，以新谱付宗。我谢予四金，不受；止属：“留名以示子孙则深幸矣，何以金为?”迄告归，乃将旧谱藏于襟袖，惜若至宝。今幸得其由。(《卢氏族谱·序》，光绪三十四年)
石灵卢氏获得两种旧谱，一是石壁古谱，一是粤东之谱，得知本支出处，因修成蜀谱。某些氏族的族谱承传续修，世系连绵，尚保存了唐宋名公序文，弥足珍贵。木兰《林氏族谱》有唐太宗贞观六年(632)中书西河公温彦传的《林氏源流总序》，义和《廖氏族谱》有北宋皇祐五年(1053)翰林学士尚书吏部郎中知制诰兼史馆修篡欧阳修的《宁都古虔化廖氏族谱序》和南宋淳熙五年(1178)象山陆九渊《廖氏族谱序》，新都《吴氏家乘》有南宋隆兴二年(1164)赐进士及第待御史王十朋《吴氏族谱序》。这可表明其家族曾有一段显贵的历史，但诸篇序文的真伪尚待考证。
从我们蒐集到的34种族谱可知，成都东山客家人是在清代初年自岭南--主要是闽粤山区来的移民。他们聚居于成都东北浅丘陵地带，从事农耕，创立家业，蕃衍为若干家族宗支，形成典型的客家方言区。这些家族的得姓始祖往往可追溯到史前传说时代，或西周和春秋时期。他们大多是中原名门望姓，衣冠士族，因历史的巨变而到江南，最后于宋元之际，即公元13世纪之末，为避难而到闽西，最后到粤东。这些中原氏族是在闽西与粤东山区里牢固维护汉族文化，历时数百年后汉民族文化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因语言与风俗的特殊而被认为是汉族中的一个特殊而古老的民系--客家。
家族是中国宗法制度下的产物，曾经是封建制度存在的社会基础。中国自20世纪之初进入现代文明之后，随着宗法制度的解体，家族仍作为一种社会血缘群体而存在，并紧跟现代文明而前进。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发挥新的社会作用的。新世纪来临时，我国正掀起西部大开发的热潮。当此之际，我们回顾三百年前成都东山客家的先辈们跋山涉水入蜀创业的历史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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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桃坊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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