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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中原汉族南迁，其中形成了“客家”。他们以粤、赣、闽交界山区为中心，主要分布包括广东、福建、江西、广西、四川、湖南、海南和台湾乃至海外。正如常言所说的那样：“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即有客家人”，其人口，通常说是４５００—４７００万，而台湾方面的材料说：“全世界客家人口约有１亿”。“客”从何来？“根”在哪里？实有探索之必要。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说：“如果有人把客家问题彻底研究清楚，那末，关于一部分中国民族迁徙途径和语言演变的历程，我们就可以认识了多一半”。为此，作如下考释，以就教于海内外文化界专家、学者。
一
第一届“河洛文化”学术研讨会的材料表明：以黄河中游、洛河流域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文化为中华文明之源。河洛地区最早出现城址；青铜器最发达；最早建立国家；旱地农业最先发展；与其它地区如齐鲁、巴蜀、吴越等区域文化比较，较早地完成了历史的进化进程，而进入奴隶社会晚期和封建社会早、中期，这一地区成为政治中心，这一地区的河洛文化通过国家机器的作用而辐射全国，从而形成早熟而强大的文化。
中国从上古直到西晋末年，北方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都远远超过南方。汉文化的核心地带是渭、黄东西向文化链。而河洛是这一核心地带中的实际核心。永嘉之乱和晋室南迁，是河洛也是全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大迁移，河洛及中原其他地方的人士为了避难，进行了大规模、长距离的跋涉，进入南方。经安史之乱，唐王朝从此衰落，河洛等中原地区经过浩劫，残破不堪；加上藩镇割据，政局动荡，于是居民离散，第二次大量南迁。“靖康之难”宋室渡江，酿成第三次人口大迁移。中原地区有众多人，一次又一次的背井离乡，突破了厮守田庐、安土乐业的传统观念，奔赴前景渺茫的异土他乡，甚至漂洋过海，泻向世界，散居各洲。
汉民族实在了不起，谁都不能不承认这个民族生存能力的强大，只要有一杯土一瓢水，就能够活下去，繁衍生息，令人惊叹。也许正由于这许多次的人口大迁移，造就了今天的中国和国外的华族，外籍华人群体以及华侨社会。我们从资料中可以看到世界历史上已经消亡的民族和目前仍存在但已经衰弱的民族，他们消亡和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受到自然的、社会的、或民族性格的影响，习惯生存在一个固定的、局限的空间里，从而缺乏向外去开拓新疆的动力，才酿成如许悲剧。所以，从宏观角度考察，这种人口大迁移，有助于人类的成长，民族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融。但对于迁移者自身来说，在漫长的岁月里，筚路蓝缕，颠沛流徙，历尽艰辛，因而是痛苦的，甚至是悲惨的。在这种人口大迁移中就有客家先民。
客家最重视谱牒，所谓“崇本报先，启裕后昆”，皆以谱牒为寄托依据，虽其上代亦以迭遭兵燹，文籍荡然，不易稽考，然以其人能靠历代口头的传述，其子若孙，于前代源流世次，不致完全忘却，宋明以来，修谱的风气更盛，虽其所追记的事迹，亦有挂漏的地方，然于其上世的迁移源流和背景，则还可藉此推证而知，广东梅州客家姓氏，据初步调查统计约有１８０多姓，各姓大都编有族谱和家谱，无论繁衍国内各省，或播迁海外，历代子孙都继续编撰。此项延绵不断的姓氏族谱，不仅是各族氏源流、人物、经济、文化等的重要史籍，更是海外赤子寻根问祖的最有价值的依据，也为我们探索客家之“根”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赖际熙等纂《崇正同人系谱》卷二《氏族》卓氏条云：“晋五胡之乱，中原望族，相率南奔，粤有卓伟者，为建安刺史，后因家焉”。
钟氏条云：“其族皆中州，东晋末，有钟简者，世居颍州，……元熙二年，避寇南迁”。
吴氏条云：“……世居勃海，散处中州，其后有随王潮入闽，而入于粤之潮嘉等处”。
陈氏条云：“故陈氏郡望称颍川。宋末，中原士族，纷纷南随帝室播迁，有陈魁者率其族众九十三人，移居福建汀州府之宁化上杭。其曾孙有孟二郎孟三郎由闽迁粤之程乡（今梅县），遂渐散布于兴宁长乐（今五华）龙川等处。至其先九十三人所出之后裔，亦已蕃庶蔓延于全闽，其族复相率转南而入粤。且当日南来之人，自九十三人之外，更有或为之先，或为之后，抑或为之同时，故陈氏族属蕃庶，实冠全粤焉”。《防城陈族之源流》云：“考我陈氏，……望出河南，郡名颍川”。
郑氏条云：“世居中州，南宋孝宗时，有郑清者，以太师贬官福建上杭梅溪司巡检，遂家上杭”。
凌氏条云：“凌氏……世居河南，至唐有凌孜，为会稽太守，迁居余杭。宋时，凌吉由余杭迁江西会昌”。
《嘉属刘氏族谱》所载刘氏源流云：“先主次子永公，初封鲁王，继封甘陵王，魏咸熙元年，东迁洛阳，遂家焉，自五胡乱华，永嘉沦覆，晋祚播迁，衣冠南徙，永公之裔，亦迁居于江南。”《刘氏世系行实传》云：“一百二十一世祖讳祥公，妣张氏，唐末僖宗乾符间，黄巢作乱，携子及孙，避居福建汀州府宁化县石壁洞。……祥公原籍，自永公家居洛阳，后徙江南，兄弟三人，惟祥公避居宁化县，其二人不能悉记”。
《蕉岭赖氏族谱》云：“赖氏居颍川，已更数代。……西晋永兴间，列宝官浙东，从东海王越，讨成都王颍，卒于军，一子元公，公二子：长厚、次庄，迁松阳家焉”。
《蕉岭汤氏族谱》：“迨黄巢乱后，汤氏从中原南迁”。
刘士骥《梅州丘氏创兆堂记》所述镇平（今蕉岭）丘氏源流云：“先世由中州迁闽”。
始兴《顿冈张氏族谱》云：“初，壮武公，尝卜居河东蒲坂县，二子贵，又置第于洛阳，故河东有司空村，洛阳有散骑里。……后五世徙洛阳，居散骑里，而传子守礼，仕隋为涂山丞，生君政，唐时为韶州别驾，卒于官，子孙因家于曲江。君政生子胄，胄生宏愈，迁于青化，宏愈生丞相中书令九龄公，及其弟九皋、九章、九宾。
梅县《松口钟氏谱钞》云：“响公封为江阳太守，时因军乱大变，自颍州逃难，在江西于都县竹子坝井秋乡住。”林大春《古氏重修族谱序》云：“汉魏齐梁之间，以古姓登朝者，不乏人，迨及唐季，散居河洛。……至宋由北而南”。
这一批又一批南下的客家先民，大家思乡心切，同时由各地迁来，五方杂处，为了便于区别，就各自在家门上，标著各自故乡的地名，后来大家互相效法，把这种风气一直流传下来，称为堂号。所谓堂号，就是“祠堂名号”的简称。名字代表个人，姓氏代表宗族，而堂号则是姓氏的延伸，代表着家族的历史与荣誉。堂号有的是为了纪念祖先所来自的地方，以老家所在的地名为堂号，有的则取自他们杰出先人的特殊功业或言行。
在堂号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堂联，其结构一般是上联点出发祥地或望出的郡号，下联则多为炫耀祖德，亦多点出其时代，地点或官爵等。
客家堂号、堂联对于研究客家迁徙史、发展史、社会心理与文化传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也为姓氏学和谱牒学提供了难得的宝贵资料。客家人的祖先，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从他们的堂号、堂联上不难找到线索，有如：郑氏，堂号荥阳。堂联：荥阳世泽；诗礼家声。
潘氏，堂号荥阳。堂联：瓜山世泽；花县家声。赖氏，堂号颍川、松阳、西川、南康、河南、积善。堂联：松阳世德；颍水家声。秘书世第；积善家声。
陈氏，堂号颍川、汝南、敦睦。堂联：东山世德；颍水家声。汝南世德；御史家声。柳溪源远；循铎声宏。
钟氏，堂号颍川。堂联：颍川世泽；太傅家声。荥阳世泽，花县家声。晋阳世泽；长史家声。
萧氏，堂号河南、蓝陵。堂联：文选南朝；勋隆两汉。至于祖堂联，下举两例，以见一斑。
廖氏祖堂联：祖德溯三洲源远流长看此日人文蔚起；宗功承万石根深叶茂喜今朝景远维新。
广东花县《洪秀全族谱》所录宗祠对联：由嘉应徙杨梅，祖德宗功，经之营之，力图官禄之基础；籍花峰贯花邑，光前裕后，耕也学也，恢复敦煌之遗风。由嘉应居石坑，尊祖敬宗，长念馨香俎豆；迁花峰住官禄，光前裕后，宏开礼乐冠裳。（花县官禄土布洪氏宗祠壁联）诚然，作为维护世家大族特权和封建宗法家族统治工具的族谱家乘、堂号堂联，都难以避免假托始祖，牵强附会，对先人粉饰美化、言过其实、而于劣迹恶行，明加掩避等通病。但作为其祖居地的记载，其可信程度显然是较高的。同时，我们说客家“根在河洛”，并不是所有客家人的祖先都在“河洛”，它的来源范围要大得多，包括黄河流域以南、长江流域以北、淮河流域以西、汉水流域以东，即所谓中原旧地，包括并州、司州、豫州一带，乃至黄河以北的赵、魏之地。但，它的核心地带是在河洛，则是应该肯定的。况且，我们说“根在河洛”这个“根”，不仅仅是在血统上的“根”，更为重要的是文化上的“根”，因为汉族是以河洛文化———中原文化为根据，中国史书上之所谓汉族与非汉族之分野，是从文化上划分而不完全是从血统上划分，客家比较全面地保存了河洛文化的精神，继续了中原古风。
二
历史上的迁徙和偏僻山地的环境，使客家形成了既有汉族又有自己特色的客家文化。客家人以其独特的生存方式与顽强的生命力，创造了自己独特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移民和山区居民的色彩。但“万变不离其宗”，与河洛文化保持着血肉般的传承关系。
“客家文化最代表者为客家话及山歌，此两项为客家人之鲜明标志”。美国耶鲁大学韩廷敦教授在其《种族的品性》一书中说：“关于客家人的情形，第一件可注意的事，便是他们的方言，他们说的实在是一种官话，和四围非客家人的话很不相同，但是很象现在中州河南的话。客家人原出北方，在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来”。
河洛地处中州，是汉民族政治、文化的发源地和中心之一，其方言在历史上曾为我国古代官话的基础方言。因此，河洛方言保存古语颇多。这与客家方言相同。
例如，称太阳为“日”，称姐姐为“姊”，称公猪为“”，称吃为“食”，称好了为“好矣”，称很好为“肆好”，或“已好”。这些辞语都是古代的雅言，是古代正统文学所常用的词汇。
又如，客家方言与河洛方言相同的词汇：“逢”曰“碰”，谓束缚坚甚者为“绷紧”，折谓之“扌月”；茎谓之“梗”；称兄曰“哥”，称筷子为“箸”，谓合算曰“划算”等等。
至于客家山歌，“它既保留了客家祖居地———中原的文化神韵，又有华南文化的异彩”。
首先，客家山歌有些地方跟《诗经·国风》里诗句十分相象。如：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辗转反侧。河边石子生溜苔，思想阿妹唔得来，七寸枕头眠三寸，留得四寸等妹来。前面的“关关睢鸠，在河之洲”跟下面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辗转反侧”有什么关系呢？前面的“河边石子生溜苔”跟下面的“思想阿妹唔得来，七寸枕头眠三寸，留开四寸等妹来”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可能就是《诗经》和客家山歌渊源相同的地方。因为《诗经》里的诗句和山歌都是唱的。这起首的“关关睢鸠，在河之洲，或“河边石子生溜苔”就成了“过门”或“前奏”的性质，听不清楚，也没有关系。只要能够听到下面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辗转反侧”或“思想阿妹唔得来，七寸枕头眠三寸，留开四寸等妹来”就行了。这便可证明《诗经》里的诗句就是山歌，是唱的，不是吟的。
客家山歌是一种格律化的即景民歌，以七字一句，四句一首，句式整齐，格式固定。它与旧体诗七言绝句相似。第一、二、四句要押韵，第一句也可以仄起而不用韵，山歌的平仄较少限制，以唱起来顺口为主。
客家山歌的表现技巧或说客家山歌的体裁，有“赋”、“比“、“兴”，“赋而兼比”、“兴而兼比”、“赋而兼兴”等等。这些都是自《诗经》以来，中国诗作中的传统艺术精妙的方法。为了增强“含蓄”、“蕴籍”之类，往往借助“双关语”和“比喻语”的妙用，多有弦外之音，言外之急。如：入山看见藤缠树，出山看见树缠藤。树死藤生缠到死，藤死树生死也缠。通篇不著一“爱”字，而用山区特有的”树藤相缠的一个“缠”字，把那生死不渝的爱情，渲染得何其绝俏、淋漓！又如：榄树打子车打车，郎就榄上妹揽下。搴开衫帕等郎榄，等郎一榄就归家。这是一首客家村姑所唱的山歌。所谓“打子”，就是结果。“车打车”就是指一大串、一大串果实，“衫帕”就是衣衫的下摆可以掀折起来的部分。农村妇女临时没带手帕包裹，往往把衣衫下摆掀折起来当作手帕之用。当收获时，橄榄挂满枝头。于是，男的爬到树上去采摘，女的便站在树下等候，把衫帕张开来，准备接纳男的丢下来的橄榄。但是，这位村姑并不贪心，只需要一颗橄榄就够了。因此便唱了这首山歌。从字眼上看起来，这首山歌的意思似乎很平淡，并没有什么艳丽的地方，但是唱起来的时候就不同了。因为客家话称拥抱叫做“揽”和橄榄的“榄”同音，所以，所谓“榄上榄下”即实指一个在榄树之上，一个在榄树下，更意指两个人互相拥抱，抱上抱下，据说这首山歌在台湾一般都唱作“橄榄打子花榄花，阿哥榄上妹榄下；手掀衫帕等哥来，等哥一榄就回家”。
三
河洛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河洛文化精神则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源泉，在远古神话与传说中，隐藏着一个民族精神起源的密码。从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大禹治水、后羿射日等神话故事中，就已体现出了一种“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精神。春秋战国时代文化的繁荣昌盛，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智慧源泉。儒家的入世、仁爱、追求道德的自律与完美；道家对外在的功名利益的相对超脱与达观；墨家的勤苦笃行和为群体的事业近乎宗教式的献身精神；法家的严实和倡导的法治纲纪；纵横家审时度势的机敏才智等，都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很强的同化功能，如佛学流传到中国以来，就被深深地融合于中华民族的文明传统中。随着历史的演变，民族精神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特别是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发展，从而形成了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伸是“仁爱、豁达、笃行、纲纪”八个字。仁爱重情，豁达重智，笃行重主观意志，纲纪重客观意志。或者说，中华民族精神是，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抗击强暴、英勇不屈的精神，同甘共苦、团结互助的精神；勤俭朴素、艰苦奋斗的精神；清正廉明、实事求是的精神。
客家是汉民族的一支人口众多、分布甚广、英才辈出的民系。他们继承和发扬了以河洛文化精神为基础的中华民族精神，保留着不少中原古风。因此，在民族传统上有着重道义、好学问、尚教育、学礼节、讲伦理、尊妇德、敦亲族、敬祖先等特点。
历史上的辗转迁移，使得中原汉族的先民及其后裔形成客家。一个具有河洛文化素养的民系，加上艰苦环境的逼迫和考验，客家人形成了一种坚忍卓绝、刻苦耐劳、独立自强、冒险犯难、进取创造、不满现实，追求理想和百折不挠的特性。
客家先民离开中原老家，在偏僻贫瘠的地区建立新的家园，在这长期艰苦奋斗的岁月里，性格受到更严峻的考验与磨练。客家人住的地方，从统括的界域来说，大体在东亚大陆南部及其滨海小岛下自北纬１８度的崖县起，上至北纬３１度的广汉县止，横自东经１０３度的广汉县起，东至１２１度的彰化县止，联结崖县、彰化、广汉三地点，适成一个大三角形，期间所包含的地方，除湖北一省外，其余皆有客家在那里居住。形成了“逢山必有客”、“逢客必住山”的局面，山多田少，交通不便，逼使男人向外发展，女人承担繁重的农业劳动任务。
客家妇女就象古乐府中所形容的一样“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她们几乎“与众不同”———在清朝之前，不论东北、华北、华东、华中乃至华南广东，妇女缠足是普遍现象，惟客家妇女历来不缠足，而且也不限于干“女红”之类的家务事，而是上山砍柴、下地种田，挑水煮饭、缝衣做鞋，抚养儿女……无所不能。所以做媳妇的，客家话就叫做“薪臼”。就是采薪舂米的意思。客家妇女具有勇挑重担、刻苦勤劳、勤俭持家、崇敬丈夫、热爱儿女、任劳任怨、牺牲自我、维护家庭等美德。客家社会之得到延续，妇女有极大的功劳，客家人称自己的方言为“阿姆话”是有其另一层的深刻含义的。
客家具有反侵略反压迫的爱国、革命的传统精神。南宋末年，以文天祥为领导的抗元义军多为客家人。他们勤王失败后即转入闽粤赣边境的客家地区。那里掀起参军的热潮，尤以粤东兴梅一带最为踊跃，有些是全族壮丁８００人一起参加的，使抗元声威大振。祥兴二年（１２７９年）文天祥从福建进入粤赣以后，与元兵长期激战，当时客家战士战死“不知几千几万人”。太平天国之起义，辛亥革命之爆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之胜利，都与客家人大量的参与有关系。
就是在海外的客家同胞，他们不但继承着客家的优良传统，而且在陌生的异国他邦，几代人的艰辛，换来当地的繁荣，并用血汗换来的果实，滋养祖国的大地，一部华侨史，是一部血泪和辛酸交织而成的拓荒史，近如马来西亚的橡胶和锡矿，远如横贯美国东西两岸的铁路线，沟通太平洋大西洋的巴拿马运河，哪里没有沾染着客家侨胞的血汗？在长期的历史考验锻炼中，海外客家人更具有重视组织、维护团结、坚忍豁达、勇敢无畏、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崇高品格。
总之，由于河洛———中原古文化的熏陶，由于关山跋涉、转徙万里的考验；由于穷山僻野艰苦环境的锻炼；由于无数客家先辈的智慧结晶，形成了勤奋刻苦、勇于开拓、团结奋发、知书达理、崇敬祖先、爱国爱乡的客家精神，一言以蔽之，所谓客家精神乃是根植于河洛文化的中华民族优秀品质、良好道德、伟大气魄的一种具体表现，也是对河洛文化精神———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继承。客家精神并不是某一个人可以代表，它是存在于客家人整个民系中的巨大精神力量，它在历史上曾发生过巨大的作用，在现在仍驱使着千千万万的客家人在为实现美好的理想而奋斗！
客家“根在河洛”不仅为以上的史实所证明，也为客家先贤、乡亲所共识。晚清杰出诗人黄遵宪有“中原有旧族，迁徙名客人，过江入八闽，辗转来海滨，……筚路桃弧辗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等诗句，并《自注》云：“客人来州（嘉应州），多在元时，本河南人”。
当代客家诗人黄火兴有“客系何来？本黄裔汉胄，三代遗民，世居河洛。”“根在河洛”的客家人，一直遵循“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客家人学说别种语言则可，丢掉客家话则不可”的祖训，一直本能地极为注意保持自己语言的本来面目。历来都认为自己的话是中原话，自己是中原人。这情况，正如在其他方面所表现的一样，总要冠以“中原”二字，比如外出经商或就业同乡，就把自己组织起来的多种团体，分别称为中原同乡会、中原同学会、中原诗社等等，有的甚至把自己开设的商店，也以中原命其名，如中原企业公司、中原饭店等等。“根在河洛”这一具有强大吸引力和凝聚力的问题，激发海内外客家人千百年来寻根问祖思乡之情和爱国之心，而且永志不忘。
让海内外客家人和河洛父老乡亲一起，承先启后，淬励奋发，光大河洛文化，振兴河洛经济！(刘佐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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